口红将人性还给了她们:零年前夕的女人

回望战争历史里被隐匿的女性身影,从口红谈论至战争里的性暴力,那些零年前夕的女人们,经历历史沖刷,领我们走向平权的路径。

零年前夕的女人

作者:何曼庄(作家)

1939 年、4 月 15 日,台湾云林县三姓寮地主之女吴赫,嫁进了土库镇新洽记黄家,婚礼当天宾客约 60 人,在院子搭建的棚架下,举行日式婚礼,吴赫身着西式白纱礼服,新郎黄乾冰与其他男性成年宾客穿西服,其中几位日籍绅士甚至穿了燕尾服、戴着礼帽与金丝眼镜,男学生则穿着卡其制服,全都是当时日本常见的款式;至于小女孩们或穿洋装、或穿水手服,成年女性则着和服、梳日式髮型,然而年纪较大的女士,则穿着汉服梳着包头。这所有的细节加起来,都比不上式场正中央那两幅巨大太阳旗抢眼,在那个时期,殖民政府正全面推动「皇民化、工业化、南进基地化」三大政策,把台湾当成支援南中国战线的后勤据点,在这小镇似乎仍未受影响。

口红将人性还给了她们:零年前夕的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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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婚礼之后 6 年间,吴赫女士生了三个孩子,她的先生写信给崇拜的日本作家,求赐三个孩子的名字,分别是日语发音的汉字;「浩(Hiro)」、「郁 ( Iku )」、「祯(Sada)」。到了 1945 年,日本战败,国民政府接收台澎金马,官方语言从日语变成了汉语,隔年,「婴儿潮世代」的第一年,黄家的次女出生,名字是汉语的「金美」,就是我的妈妈,对我来说,1946 年,是名副其实的「元年」。又过了几年,黄家的七叔结婚时,已经没有人穿和服了,在大合照里,我的妈妈站在角落,表情有点怨怼,原来是她想穿的新洋装——订做的缎面连衣裙,胸前镶了亮片——被吴赫女士很大方地借给不熟的花童穿了。

衣服、头髮、与化妆,这些被大男人们看不起的「女人玩意」,其实敏锐地反映出一时、一地、一念之间的脉动,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精準绵密的线索。举例来说,1939 年,英国妇女上街时常带一种附肩背袋的小盒子,里面装的是防毒面具,而杂誌上的时尚重点是如何在防空洞过夜而保持脸不出油,护理人员并会用红色的甜菜煮成克难胭脂,画点妆能让女性伤者心情好些;1943 年,在奥许维兹集中营里,未死的女性囚犯日夜辛勤缝製的是,纳粹党卫队夫人们的宴会服,官方说衣料来源是「加拿大」——其实是从犹太人家中与身上剥下来的衣物;一名刚领到硕士学位的德国少女 Ursula Schewe 在柏林经营一间服饰店,在盟军日益疯狂地轰炸柏林的日子里,她的订单却没有变少,反而得多请两个学徒来帮忙;在《零年》里有个小故事令我难忘:1945 年战争刚结束时,补给后勤混乱,难民都饿着肚子等待食物,后来收到一柜物资,打开来是满满的口红,肚子都填不饱了,要口红干嘛?但英军救护组指挥官戈宁中校(Lieutenant Colonel Gonin)回忆:

「这是场及时雨,我相信对这些女囚来说,口红比什幺都有用。这些女人躺在床上,没有床单、没有睡衣,但双唇豔红。你看着她们四处游蕩,身上只披了条毯子,但双唇豔红⋯⋯终于有人做了点什幺,让她们重新变回一个个体,她们是某某人,不是手臂上刺的数字。她们终于又可以开始打扮,口红将人性还给了她们。」[1]

跨越海洋,同一时期在日本殖民下的台湾,第一高女(现在的北一女中)将学生制服从绀色(一种深蓝色)裙装改成了「国防色(卡其色)」、裤脚收紧便于劳动的工作裤装,每个人的工作裤,还是由冈部老师在课堂上画出版型,学生自己做的。此外,标準国防女学生配备还包括塞满棉花的防空头巾,急救包跟三角巾。[2](推荐阅读:《一千次晚安》:捍卫正义的女性英雄)

女学生穿上裤脚收紧的长裤做些什幺呢?1941 年入学的井上清美女士记得[3],每週有一到两次,必须从学校扛着铁锹等农具、挑着桶子走路到幸町(今台北市幸安市场附近)的菜园,有时是洒水灌溉、有时得用新鲜的屎尿施肥,每次农活大约历时半日,用的是上课时间,种的是落花生跟番薯。根据其他纪录,总督府有时还会调派日籍学生去统计资料、调查事务、搜集情报,有时也支援军方到飞机场、台湾神宫做某些机密作业。1944 年的「紧急学生勤劳动员方策要纲」、「学生劳动令」颁布后,无论台籍或日籍学生都要挖防空壕,缝製防空头巾、慰问袋、蒲团、军服、标章等,从学校带扫把、畚箕去打扫神社、医院;有时在医院帮忙洗衣服、写信、表演节目。紧急颁布的动员令还包括「女子挺身队勤劳令」,「挺身队」原意是指「妇女义勇队」一般的女兵自愿役,但从事后的纪录看来,「挺身」是「慰安所」强拉军妓的许多掩护名义之一。

口红将人性还给了她们:零年前夕的女人

口红将人性还给了她们:零年前夕的女人

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之中,性的角色变得原始而工具化,极度衰弱的女人渴望性,因为性慾让她感到自己活着;疲累的军人需要发洩性慾,征服女人让他觉得自己强大,所有的掠夺都包含性侵,所有的女性通敌都跟性有关,然而「慰安妇制度」尤其令人毛骨悚然,它将强姦系统化、合法化,并伙同整个社会的视若无睹,在战争结束之后,持续而沉默地压迫身心受创的女人。(推荐阅读:伤痛不该被抹灭,史实不该被扭曲:六个论述替慰安妇阿嬷发声)

不只是娼妓被人唾弃,一旦进入和平状态,老百姓便会开始清算「女巫」,哪个女人在战时为了丝袜与热汤而与敌人共枕,到了战后注定要被剃光头髮、遭众人吐口水,甚至会被当众处决。然而战败国遭受的报复威胁也一样可怕,布鲁玛写到:「最能用『羞辱』回敬『羞辱』的方式便是强姦女人,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下,在无助的男人面前。这是人类冲突中最古老的恐吓方式⋯⋯』。

战争中的女人总是倒楣,但战争也同时打坏了既有的阶级与阻碍,给予女人挣脱束腹裙装、穿上长裤,走出家庭的机会,製造了女权提升的空间。布鲁玛写道:「这一段无法无天的时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。」在战后的日本,世家淑女必须用骨董传家宝交换食物;身穿美丽昂贵的古和服踩过泥泞稻田的景象并不罕见;没落贵族的女儿迫于现实嫁给财大气粗的新贵[4]。

贵族女性出了深宅大院,而平民女性则本能地追求更优质的基因:在 1945 年,西欧国家少有男性蹤迹,剩下的男性不是俘虏,就是身无分文、营养不良或意志消沉[5],许多荷兰妇女因而投向高壮的加拿大军人怀抱;恋爱、婚姻、生产让男女都觉得自己又回归到生活常轨,1946 年是荷兰史上最多新生儿出生的一年(27 万 7000 名合法婚生、7000 名非婚生[6]),当然因为卫生条件不好,感染性病的人数也大幅增加了。因为战争,女性学会了操作机器、修车、护理、各种粗活与家庭手工,变得更加独立,当时的法语出现了一个词,带有贬意地描述这些女人变得「男性化(hominisé)[7] 」,但是男性化又怎样了?法国早在 1944 年,「因为男性不足,而当局假设妻子会与缺席的丈夫观点一致」,而给予女性投票权,接下来 4 年内,义大利、日本、比利时、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的女性也先后获得了投票权,那些在零年被批评「不像女人的女人」,不只是战后婴儿潮的母亲,也是未来女性(也就是现在的我们)走向平权的原型。(推荐阅读:「我终于行使了我的投票权」沙国首次开放女性投票)

二战的惨痛教训,催生了联合国与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,在零年至今的 70 余年间发展成为庞大的国际组织,定义了现代世界独有的「国际社群」一词,然而纽伦堡大审 22 名个人与六个团体被告、东京审判二十八个被告,当中没有任何一人因为强姦、性侵害、性暴力与性奴役而被判刑,这是人权工作者与国际法律师们心中永远的痛。

刚刚过去的 2016 年,对国际法与女权是至关重要的一年,在塞内加尔组成的国际混合法庭,以个人名义起诉(而不是起诉政权)查德前总统哈布瑞并判以重罪,罪名包括放任性侵、性奴役与反人道罪,从此系统化性奴役——例如慰安妇政策——不能再躲藏于合法的共犯结构下;同样在 2016 的瓜地马拉,有两名前任军官因为 34 年前在一处小村庄设立「慰安所」,奴役原住民妇女而被起诉定罪,这是第一个国内法庭以国际法起诉战犯、史无前例的指标性案件(Landmark Case);而在六月,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出版性侵主题案例书籍,总揽 1991 年前南斯拉夫内战开战以来,25 年间起诉战争性侵案的过程以及突破,受害人有男、有女、有孩童、也有老人。回顾 25 年来的案例,会发现起诉性侵的过程,必定是漫长而充满挫折,但重要的是,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以内,国际法已经跨越了人类数世纪以来的道德鸿沟——凭藉着无数受害倖存者勇敢作证,律师与工作者长年投入时间与专业,我们用迟来的正义,证实了性侵不是受害者的错,可耻的是加害者,强姦是战争工具,性奴役是反人道罪,人皆得而诛之。而这一切推动法制进步的动力,都来自 1945 年遗憾的剧痛。

历史的英文单字拆开来是His + Story,确实史书大多是男人为男人所写的, 想知道女性在当时怎幺活,得非常努力寻找蛛丝马迹。我喜欢布鲁玛是因为他的温柔,他接纳人的冷漠、自私、无礼、以及贪得无厌,也对匪徒、小偷、妓女、放蕩的女人宽容看待,他站在最受压迫最渺小的人的角度写历史,而我们正是渺小而努力生存的一份子。(推荐阅读:台独与女性主义!周芷萱:「为什幺历史看不见女人的身影?」)

 
  • 2020/06/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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